导语

Introduction

零部件的全球话语权迁移提供的是进入资格和窗口,而不是确定的席位。

11月10日,西班牙哈恩省,利纳雷斯。这个造了半个世纪车的安达卢西亚小城,自2011年工厂停产后,再次热闹起来。这次,是德赛西威的西班牙智能工厂正式启用,2027年一季度量产。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这家工厂启用的时候,已经拿到两家欧洲车企的正式项目定点,以及四张证:IATF 16949、TISAX、ISO 14001、ISO 45001。质量、信息安全、环境、职业健康,一样不落。特别是,中国供应商如果拿不出TISAX,“报价单连门都进不去”。

这个事件,正是当下已足够热闹的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叙事的一个侧面。整车产能向海外迁移之后,供应链出海已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市场选择,成为整车全球化能否成立的配套条件。

从数据来说,截至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达到79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中,中国企业也达到17家,首次超过美国的16家和德国的15家。

而零部件企业规模扩张的B面,是全球汽车供应链的结构性迁移:传统Tier 1巨头忙于重组和降本,中国零部件供应商则开始由出口交付转向海外研发、制造、合规和本地采购。

中国供应链的下一程,也不再是产品走出去,而是将成本控制、快速工程迭代、质量体系和合规能力,重组为当地持续交付的供应链体系。像德赛西威西班牙工厂这样的海外项目,本地人才、二级供应商、质量体系和与合作伙伴共同进入量产及最终盈利,也成为更深层的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零部件企业的出海模式,正从单打独斗转为体系化作战。这场中国零部件企业全球化2.0的大幕,也正在缓缓拉开。

01
是窗口,而不是席位

对于中国车企来说,整车制造转向海外本地化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原有的成本、效率和配套条件还能保留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翻译过来就是,供应链全球化已不只是“运出去”,而是要把体系复制出去,并在当地重新经受量产和盈利考验。

这就像行业人士所说,它由三种能力共同决定:能否把研发、验证、制造和服务搬到客户门口;能否进入全球车企的全球车型平台;能否在贸易规则、碳足迹和劳工制度等之下长期经营。

不可否认,全球汽车供应链的权力图谱正在重绘,中国力量已深度参与甚至主导部分关键环节。这一共识和判断并非单纯由市场规模推动,而是源于国内新能源车型快速迭代对成本、速度和工程能力的集中训练。

举个例子,排名2026零部件百强榜第15的延锋,产品能力已经开始超越传统豪华制造体系所重视的细节精度。参与尊界S800配套时,延峰能将座椅皮面爆针严格控制在0.5mm以内,而劳斯莱斯、宾利等车型爆针范围为0.6~1.0mm。这一指标至少说明,中国供应商具备从工艺精度切入更高要求的供应链的能力。

当然,传统Tier1巨头们的优势集中在长期质量体系、全球客户关系和复杂系统经验,但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崛起,在于能够在较短开发周期内,把软硬件组合、成本控制和量产响应交给全球车企验证,并通过过去服务本土客户(即合资品牌)的产品,获得进入全球供应链的机会。

而在中国Tier1的进取和新能源趋势的威压之下,欧洲传统Tier1巨头们正同时面对转型投入、价格竞争和组织重整成本的压力。舍弗勒、博世、大陆、采埃孚等等,都是如此。

欧洲Tier1巨头们并非不会造电动化产品,而是在旧产品利润下降、新业务尚未形成足够规模时,面临投入增加与利润收缩的断档期。中国零部件企业则由此获得进入新客户体系的窗口。

当然,在这个窗口期,如果旧体系无法快速降本,中国供应商即使价格不占绝对优势,也可能凭借开发速度和本地化能力获得机会。反之,如果海外客户仍可以依靠成熟供应链和体系优势控制成本,中国企业获得的窗口机会就会明显收窄。

不过,当博世、舍弗勒和采埃孚持续降本时,中国零部件供应商获得的订单未必就有宽松利润空间。若本地建厂、人员配置和认证成本快速上升,进入全球客户体系并不必然会带来利润率改善。只能说,零部件的全球话语权迁移提供的是进入资格和窗口,而不是确定的席位。

目前,中国零部件企业的海外征程正在进入多个层级,比如,宁德时代通过电池技术、资源链条和制造规模影响整车电动化路线;德赛西威由座舱域控制器和显示产品进入海外本地制造;敏实从外饰件、饰条等产品切入欧洲工厂;延锋则依靠座椅、内饰等强制造业务进入南非等市场。

涉及更前瞻、更高层面的,像地平线与neueHCT获得德系全球平台定点,则意味着中国芯片、算法和工程服务开始被纳入全球车型开发。近期的Momenta与Uber合作,在欧洲开始L4级的试乘、试运营,也在智驾方面获得了先手。

这几条路径表明,中国零部件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单一环节输出,而是从底层材料、电芯制造,到汽车电子、车身外饰和座椅内饰、智能驾驶的多层次延伸。

而中国汽车供应链开始围绕不同技术层级和客户需求建立进入路径之下,风险也是有的,像不同层级的认证周期、资产投入和利润兑现速度就差异极大。把芯片定点、零部件出口和海外建厂统一视作同一种“全球化成功”,则只会掩盖真实能力差距。

当下就数据来看,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仍在飞快增长,但出口额只能证明产品的跨境流动,不能完全证明企业已经形成强大的海外交付体系。

像均胜电子2025年海外收入占比72.7%这样的收入结构还揭示出另一个现实:海外收入占比高,并不意味着风险天然更低。跨国经营面对的汇率、劳工、合规、区域需求和地缘政治风险,并不会因为收入数字更大而消失,反而会随着本地资产和人员规模扩大变得更加复杂。

02
多元化的模式风险

从海外出口模式来看,中国供应链进入全球客户体系的方式正在更加多元化,而这对于零部件企业的体系化能力要求也更高了。

过去零部件企业主要跟随中国整车企业出海,现在正在通过海外建厂、技术授权、合资合作和全球平台定点等来服务海外车企。

就拿最具代表性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海外下的四步棋来说,就有四种完全不同的身份。首先,德国图林根阿恩施塔特工厂是独资。投资约18亿欧元,初始规划产能14GWh,2022年底投产,是宁德在欧洲的第一座电池厂。身份是业主,厂房、设备、员工、环保许可,全是自己的。

此外,第二座匈牙利德布勒森工厂,也是独资,只是量级更高。总投资73.4亿欧元,规划产能100GWh,占地221公顷,是匈牙利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中国电池产业在海外落地的最大单体制造项目。

西班牙萨拉戈萨工厂,则是合资。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各持股50%,总投资40.38亿欧元,规划50GWh,计划2027年初投产,产品定向供给Stellantis。宁德的身份从业主变成了股东,话语权要分,风险也要分。

美国密歇根的福特电池工厂,则是技术许可。就在11月18日,福特汽车宣布其为平价纯电皮卡Fathom开发的首批磷酸铁锂(LFP)电池已从BlueOval Battery Park工厂下线。

这一模式的价值不只是回避部分资本和股权约束,更在于让中国电池能力以专利、工艺和工程服务的形式进入美国制造体系。不过,这条路听着轻,做起来重:工艺导入、人员培训、质量体系、知识产权、政策变化,每一样都要长期盯着。技术许可最终能形成多少收入与利润,要看。

还有一条不太被提起的线:印尼。当然,宁德时代的印尼项目的挑战同样来自体系化能力。59亿美元总投资覆盖镍矿、冶炼、材料、电池制造和回收,宁德时代因此从电池供应商延伸至电池产业生态建设者。各环节顺利衔接的话,宁德时代能获得从上游资源到电池回收的项目价值。

但是,项目规模越大,对资源开发、建设进度、客户订单和资金节奏的协同要求越高,需要跨越的建设与经营周期也越长。若上游冶炼能力先行,而电池产能或客户订单未能同步,资金占用和资产效率压力就会上升。若电芯项目先行,而材料和资源环节卡在瓶颈,同样会影响交付。

四种身份,四种模式,宁德时代的多元化模式探索也给了中国零部件企业很多启示。

再一个例子,是地平线与欧摩威合资成立的智驾新程neueHCT,基于征程6B芯片开发HCT Luna高性能前视一体机,获得某德系车企全球化乘用车平台项目定点。该方案计划于2027年规模化量产,除中国外还将面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市场,三年周期预计出货数百万套。

不过,定点数量只能证明产品和开发平台覆盖多大范围,不能直接等同于当期收入。定点之后,车企仍会进行工程开发、质量验证、法规适配和量产准备。

毕竟,中国智能驾驶真正进入全球供应链的标志,从来不是定点新闻,而是方案在不同区域、不同车型和不同法规环境下的稳定量产。

不管怎么说,像宁德时代和地平线等企业的技术输出,会提高自身对本地服务、法规能力和组织治理的要求。涉及到软件算法、芯片工具链、功能安全和数据合规,还必须在当地形成可交付能力,授权方也仍要承担持续技术支持和责任边界管理。

所以,单纯转让技术,无法保证方案在当地长期运行。若中国企业无法把软件、工具链、质量体系和服务团队同步植入客户开发流程,技术出口就难以转化为稳定收入。这是值得重视的。

03
区域化的风险

随着中国零部件企业的海外收入飞速增长,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海外据点也越来越多。

比如,均胜电子拥有亚洲、欧洲和美洲等超过25个研发中心及60个生产基地,2025年海外收入占比超过70%。延锋官网披露,全球拥有超过220个据点、约6万名员工和14个研发中心,业务覆盖内饰、座椅、座舱电子、被动安全和外饰等领域。

当然,海外据点越多,企业越需要面对不同国家的劳动制度、能源成本、税务安排、客户采购规则和供应链成熟度。结果就是,全球化的中国零部件企业正在形成明显的区域化制造落点。

具体而言,欧洲市场更强调合规、研发和客户协同,北美市场更重视原产地、关税、客户关系和本地制造,东南亚则同时承担资源端与中国整车产能承接功能。由此,单一生产基地很难再覆盖全球,区域化制造网络逐渐成为进入全球供应链的基础配置。

不过,区域化制造可以缩短物流和响应距离,却会增加组织管理复杂度。所以,如果企业不能将中国供应链效率与海外本土化有效融合,只会带来更高的固定成本。

以敏实集团法国Lillers塑件工厂、延锋座椅南非罗斯林工厂的案例为例,海外工厂不能只被视为中国生产线的异地复制,还要承担当地客户协同、人员培养和二级供应商培育等。工厂只是区域化供应链的起点,真正的壁垒是能够持续在当地组织人才、材料和质量体系。

区域化制造还可能产生新的集中风险。毕竟,全球化并非单纯的增长选项,也是对资金效率、组织能力和客户判断的同步考验。比如,一家零部件企业如果在墨西哥、东南亚和欧洲同步建设,很容易形成资本开支前置、订单后置,订单一旦不足就有产能闲置的风险。

还有一点,中国供应链出海确实应坚持长期主义,但长期主义不等于无限扩张。什么时候能有确定的“海外收入”,定点、协议、动工和量产的区分,能否建立当地二级供应商和人才体系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零部件的海外项目能否穿越关税、汇率、罢工、认证、碳足迹和客户销量波动,最终取决于本地化体系是否能够在有收入前承担成本压力。海外经营的核心问题已经从“有没有进入当地”,转向“当地资产能否形成长期竞争力”,必须把利润和现金流置于扩张速度的考量之前。

比如,均胜电子2025年关闭美洲三家工厂,并计划于2026年完成欧洲和美洲剩余两家工厂的关停及核心产线转移,同时推进摩洛哥方向盘工厂扩建项目,预计于2026年投产。这意味着,全球化必须围绕客户、成本和运营效率持续做加减法。

全球化也不是所有零部件企业都必须完成的动作。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具备全球客户、规模资金、成熟产品和海外管理能力的企业,可以建设区域化制造和研发网络。规模较小或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更适合通过海外仓、代理商和国内出口服务海外客户。

最终,未来三到五年真正决定中国零部件企业能否留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是发布会上的投资金额,而是海外工厂能否稳定爬坡,当地人才体系和供应商们能否持续沉淀,全球客户能否长期买单,以及企业能否在合规、成本波动和贸易壁垒中保住利润。

责编:杜余鑫  编辑:何增荣

THE END

<
 PAST · 往期回顾 
>
新能源车电池出问题,到底谁的锅?
奇瑞被指欲收购英国品牌,会是捷豹路虎吗?
来自汽车经销商的呐喊:活下去,活出利润,活出尊严